9月24日,第五届沈阳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开幕。本届大会上,出席的乘用车企业并不多,而是智能驾驶企业。Robotaxi、无人驾驶农机、无人物流配送等,成了大会上的主角。
沈阳市有着深厚的汽车制造底蕴,随着AI、通信、大数据在汽车领域的不断渗透,将这些新技术与传统汽车制造结合起来,破解产业瓶颈、培育新增长极,成了沈阳市乃至辽宁省实现老工业基地从制造走向“智造”的关键。
此前几届大会上,有一个重要的主题是“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车路云一体化是指在车路协同的基础上引入云端和其他支撑平台,通过利用地图、气象等平台信息实现更安全可靠自动驾驶的技术体系,它是智能网联汽车“中国方案”产业化落地的关键,同时也为智慧交通、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去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发布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名单,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武汉、重庆、南京、苏州、成都、沈阳等在列。今年6月,沈阳市政府发布《沈阳市促进“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工作若干政策措施》,设立每年不超过3000万的智能网联“车路云一体化”专项资金,促进车路云协同发展。
但在本届大会上,“车路云一体化”的话题被淡化,显示出这一实现自动驾驶和智慧城市的路径在现阶段遇到一些问题。从实际上应用的角度看,Robotaxi和无人物流车是更受关注的热点。
此次参展的乘用车仅有华晨宝马的5系V2X后装科研车、华晨金杯海狮王EV、百度Apollo与江铃新能源联合开发江铃颐驰06。而华为、四维图新、蘑菇车联、黑芝麻智能、中科创达、希迪智驾、德赛西威等众多智能驾驶企业都没有出席。
实现自动驾驶的模式,可以分为单车智能和“车路云一体化”两种。当前,大量的乘用车企业更偏向于发展单车智能,特别是接近于L3级的高级辅助驾驶。“车路云一体化”模式在当前并不受企业欢迎。众多布局“车路云”的科技公司,在面对资金投入高、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等问题时,不得不收缩战线,或转而发展更热门的AI大模型。
从整个自动驾驶发展的脉络看,一直存在着L2级辅助驾驶和L4级无人驾驶两条不同的技术路线,前者主要应用智能汽车,后者主要应用于无人车。后者在今年迎来了不错的发展环境。
今年,L4级的Robotaxi和无人物流车出现了一个发展热潮。6月,哈啰、蚂蚁集团、宁德时代发起成立“造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进军Robotaxi领域,三方首期合计出资超过30亿元。9月17日,造父智能科技获得了阿里巴巴的战略投资,造父智能科技还有着“最晚8年部署100万台Robotaxi”的目标。9月10日,新石器无人车交付量正式突破第10000台。目前,新石器无人车月销量接近2000台,已经实现单月盈利,正努力实现全年现金流转正。
在这一背景下,沈阳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也更侧重Robotaxi、无人驾驶的农业机械、无人清扫车、无人物流配送车、无人售卖车、无人安防车等场景的示范运营。大会开幕式上,沈阳与哈喽出行签约了哈啰智驾东北总部项目。
沈阳产业技术研究院还孵化了沈阳盛科御旷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团队出身于武汉大学自动驾驶团队,自研全栈L4级无人驾驶整体解决方案,生产了无人摆渡车,并与中车时代联合生产了18吨无人驾驶电动洗扫车,与南京司凯奇汽车共同试制了无人驾驶电动农机。
此外,沈阳还与一汽物流大连公司、中环洁(沈阳)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沈阳寒武纪交通科技有限公司签约项目、百度智能云(沈阳)科技有限公司、九识(辽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产业链伙伴签约超20个项目。
当前,大多数无人驾驶物流车,包括无人车制造企业、无人车代理商和终端运营商,都面临盈利难题。一位来自重庆的参会人员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目前的物流无人车企业,多数都是奔着补贴来的,没有补贴几乎运营不下去。”
九识智能·大米快跑无人驾驶汽车总部负责人傅成华表示:“我接触的各个代理商、无人驾驶平台,都是亏损状态,我现在基本上都不卖车了,我是送车,你每天卖我300斤大米我就送你一台无人售卖车。”
根据《沈阳市促进“车路云一体化” 试点工作若干政策措施》,针对无人接驳、无人售卖、智慧公交、无人配送、无人清扫等智能网联车辆,政府会按企业示范应用车辆和场景建设项目运营成本的30%给予一次性补贴,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对此,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教授朱西产认为,清扫、物流这些场景是廉价劳动密集型应用,对价格敏感度更高,因此更难盈利。“成本下降、技术提升,包括毫米波雷达、摄像头、高算力的AI芯片、数据算法,以及数据闭环的打通、云计算等基础设施建设、核心零部件的开发投入,还是得指望汽车尤其是乘用车,来把产品价格打下来。”朱西产说。
虽然无人物流车、无人清扫车等成为当前智能网联产业的重要落地场景,但大部分无人物流车都并非接入云端,仍依赖单车智能的视觉与雷达系统实现感知决策,既未能发挥“车路云一体化”的协同优势,也难以突破复杂路况下的安全与效率瓶颈。
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武汉大学教授、盛科御旷科技首席科学家李必军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现在运营的无人物流车里有通信模块,能跟路侧基础设施通信,云端也能下发一定的指令,但现在云端的通信延时还很严重,很多地方的5G基站也没开,还属于是单车智能。”
新石器无人车公司副总裁张明辉向经济观察报表示,他们运营的无人物流车是单车智能,是靠视觉+雷达系统感知和决策,并未接入云端通信。
为解决产业发展困境,沈阳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大会开幕仪式上,北京、鄂尔多斯、沈阳、长春、济南这5个首批入选“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的北方城市,启动了城市群协同共建,合作内容涵盖‘标准统一、安全监管、数据共享、场景落地、生态协同’五大方向,以推动五地在技术标准统一、测试评价互认、数据互联互通、场景应用建设、生态合作共享等方面深入合作。
“全款支付了17个多亿的土地,政府宣布要全部无偿收回,还要再罚3个多亿。我们从事房地产开发20多年,这样的事情,闻所未闻。”
吴松是紫光和创科技发展(广东)有限公司(下称“和创公司”)、紫光和融科技发展(广东)有限公司(下称“和融公司”)的副总经理。2019年,他所在的这两家企业全额支付了广东省东莞市“紫光芯云产业城项目一期”的258亩土地款项,其中和创公司支付1.67亿元,获得108亩工业用地;和融公司支付15.54亿元,获得150亩商业用地。
2020年2月26日,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对和创公司的108亩工业土地颁发不动产权证;但和融公司的150亩商业用地,则至今未获得该局颁发的不动产权证。
2021年4月,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对上述258亩土地启动闲置土地调查。2023年3月,该局做出《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书》,对和创公司、和融公司共处以征收3.44亿元土地闲置费的处罚;同时,还做出《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宣布无偿收回这258亩土地。
随后,和创公司、和融公司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和东莞市政府告上法庭,请求法院撤销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做出的《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书》和《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并撤销东莞市政府做出的行政复议决定。
2025年5月,此案二审在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至2025年9月27日12时,法院尚未对此案宣判。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局长吕鹏在回应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东莞对类似闲置土地予以无偿收回的处罚并非个案,“一切都是依法依规而为。”
和融公司、和创公司获得的这258亩土地,位于广东省东莞市滨海湾新区,其邻近东宝公园,与深圳市宝安区只有一河之隔。驾车过桥,几分钟内即可到达深圳境内。
吴松向经济观察报记者介绍,早在2017年,他们就与东莞官方进行了接触,当年11月与东莞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2018 年5月签署了《项目投资协议书》。
2019年11月,和融公司、和创公司与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签订合同,取得这258亩土地的使用权。次月,取得上述土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随后,两公司全额支付了总计17.21亿元的土地款。
和融公司与和创公司,都是在2019年9月注册成立于东莞市滨海湾新区,注册资本分别为2亿元、6亿元。
中国知名科技公司、也是知名芯片研发生产企业的紫光集团有限公司(现名:新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仍简称“紫光集团”)原董事长赵伟国,在和融公司、和创公司里,均担任了董事职务。
“一开始,是紫光集团去与东莞市谈的这个项目,然后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成立了和融公司、和创公司这两个项目公司去具体执行。”有其他知情者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
不过在工商登记资料方面,无法看出赵伟国或者紫光集团,与和融公司、和创公司存在股权方面的直接联系。
吴松还介绍说,他们拿下这258亩土地,建设“紫光芯云产业城项目”的初衷,是打造一个适合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特点的数字化、智能化产业新城,并希望建成后将成为大湾区的城市新地标。该项目分为两部分,其中工业用地部分,预计将建设5G 技术研究院产业中心、物联网技术研发应用产业中心、智能汽车芯片研发应用和销售产业中心;商业用地部分,则是建立一个商业综合体,包括商场、办公楼等等。
没有想到的是,从2019年年底到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使得这一切变故丛生。
按照2019年公司与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签订的合同约定,“紫光芯云产业城项目一期”,原本应在2020年4月17日之前开工;然后在2023年4月17日前竣工。如果不能按期开工,应提前30日向东莞市自然资源局提出申请,如果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同意,其项目竣工时间相应顺延,但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疫情的突如其来,让这些都充满了变数。我们的项目总规划是请了一家国际著名设计公司Callison Rtkl International Ltd 的洛杉矶团队来具体实施,结果从2020年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外的设计人员无法入境中国,他们就没有办法与我们进行必要的现场沟通,这直接影响了项目的进度。”吴松回忆说。
根据在事后的诉讼中,和融公司、和创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为“紫光芯云产业城项目一期”,两家公司前后共完成了80余版设计方案,其设计费用支出达到了3400 万元。
对于疫情因素在建设工程领域的影响,国家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在2020年2月5日发布了《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防控疫情期间适当调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应和履约监管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0〕199号)。
该通知规定,“适当调整履约监管方式,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根据建设项目情况和疫情防控需要,从即日起暂不开展实地履约巡查,待本地区疫情消除后,及时恢复正常的履约监管。对于受本次疫情影响未能按期交地、动工、竣工的,疫情持续期间不计入违约期。”
2020年6月10日,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又发布了《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明确近期国有建设用地供后履约监管方式的函》。
上述函件规定:“一、自2020年6月15日起恢复实地履约巡查。二、对受疫情影响未按期交地、动工、竣工,疫情期间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防控疫情期间适当调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应和履约监管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0〕199号)暂未计入违约期的土地,自2020年6月15日起恢复计算违约期。”
“但事实是,即使在2020年6月15日之后,我们的项目仍然不断受到疫情因素的阻扰,不仅国外的设计团队无法入境,项目前期建设的工程规划许可证申报、工地现场施工人员进场就位,都困难重重”,吴松表示,“还有我们集团公司的管理总部在北京,无论是北京、还是东莞,那两三年里,疫情反反复复出现,总部人员从北京到东莞来与当地政府部门进行各项必要的现场沟通,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迫延期或者取消。所以我们认为,从2020年6月15日开始恢复计算违约期,与那几年的客观事实不相符,明显有失公平。”
事后的行政诉讼中,和融公司与和创公司提供的材料显示:从2020年6月开始,两家公司曾对项目地块进行了开工。2020年6月24日、10月26日,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这一“基坑工程的重大项目基础和基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提前介入登记,并通过办结。至2020年11月17日,项目已经开挖了95%的基坑和20%的基础桩施工。
当年,紫光集团资金链断裂,发生重大债务违约;2021年,紫光集团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如前文所述,紫光集团原董事长赵伟国,均为和融公司、和创公司的董事。赵伟国本人在2022年7月,亦被带走调查。2025年5月14日,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对赵伟国以犯贪污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三罪并罚,决定对其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紫光集团的事情使得东莞市政府对‘紫光芯云产业城项目’的看法发生了改变。”2025年9月,前述知情者对经济观察报记者称。
在事后的行政诉讼中,和融公司、和创公司也提出,“紫光集团的重大债务违约事件,改变了东莞市政府对于该项目的态度,影响了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审批。”
进入2021年,当年4月30日,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向和融公司、和创公司送达《闲置土地调查通知书》。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认为,和融公司、和创公司未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期限和开发条件,对前述258亩土地进行开发建设,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53号)的规定,已涉嫌闲置土地,因此决定对此调查。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中对于闲置土地的定义是,“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国有建设用地。已动工开发但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不足三分之一或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百分之二十五,中止开发建设满一年的国有建设用地,也可以认定为闲置土地。”
值得一提的是,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启动这一调查的时间,距离《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明确近期国有建设用地供后履约监管方式的函》中提到的“自2020年6月15日起恢复计算违约期”,尚不足一年。
在事后的行政诉讼中,负责案件审理的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亦承认,“该调查启动时间存在瑕疵”。
2021年5月20日,和创公司、和融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在接受被告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的调查中陈述,其未按合同约定建设的原因有四点:
其一,2020年年初疫情影响:其二,2020年9月前一直与城建部门进行讨论,2020年9月17日正式提交建设方案,2020年11月5日设计方案按照最新规定修改后重新上报,2020年11月东莞市领导小组会议未通过,2021年3月进行协商,2021年4月重新修改方案再进行上报;其三,地块设计团队因疫情原因未能到达国内进行沟通;其四,因用地指标问题需分几期供地,“紫光芯云产业城项目一期”是一个大项目,需与其他地块同时进行设计开发,目前二期地块仍未供地,导致一期项目未能正常开发。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没有认可和创公司、和融公司的这些陈述理由。一年多之后,即2022年8月11日,东莞市自然资源局作出《闲置土地认定书》,认定前述258亩土地为“闲置土地”,闲置时间自2021年4月17日起计算,闲置原因为“企业自身原因未能动工”。
“2022年6月10日,我们的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通过了东莞城市更新与城市设计委员会2022年第3次会议的审议;6月29日,项目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有了这些,我们认为可以放开手脚干了,完全没有想到40多天后,东莞市自然资源局会对我们作出《闲置土地认定书》”,吴松说。
此事件还有一个插曲,2022年8月8日,也就是东莞市自然资源局作出《闲置土地认定书》的前三天,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对和创公司、和融公司的这258亩土地进行了查封,查封期限为2年,后又续封了1年。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的这一查封,是在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的协助下完成的。
2022年9月,和融公司、和创公司向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申请听证。同年11月,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就此举行听证会。
2023年3月,东莞市自然资源局作出两份《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书》(东自然资{市场}监管决字【2023】1号、2号)。
决定书称,“经报请东莞市人民政府批准”,对和融公司、和创公司,征收土地闲置费共计3.44亿元。
同时,该局还做出两份《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东自然资{市场}监管决字【2023】3号、4号))。决定书称,“经报请东莞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无偿收回上述258亩土地的使用权。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做出上述处罚的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的第二十六条,“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征收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百分之二十以下的土地闲置费;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2023年6月,东莞市政府做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驳回了两家公司的诉求。
和融公司、和创公司随后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起诉东莞市资源局和东莞市政府。
“让东莞市所辖的一个基层法院,来审理我们起诉东莞市政府和市自然资源局的案子,这确实是问题所在。东莞市政府做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写明,如果我们不服,可‘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我们向广东省法制办反映过这个问题,但也没有结果”,2025年9月,代理和融公司、和创公司此案诉讼的律师向经济观察报记者介绍。
知名法学家、最高人民检察院特约检察员、山东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侯欣一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解释说,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第一审行政案件均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而如果行政案件的一审要在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则要满足以下四项条件中的一项:(一)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二)海关处理的案件;(三)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四)其他法律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
和融公司、和创公司主张,“疫情原因构成不可抗力,2019年底至2022年底均不应计算开工违约期”;以及紫光集团的重大债务违约事件,改变了东莞市政府对于该项目的态度,影响了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审批;此外,因东莞政府拒不依法核发和融公司150亩商业用地的不动产权证,严重影响了项目动工计划和资金计划等等理由。
两家公司的上述主张,在审理中均被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认为“理据不足,不予采信”。
2025年1月,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就此案做出一审判决,驳回和融公司、和创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在上述判决中,尽管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承认,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对和融公司、和创公司进行的闲置土地调查,“调查启动时间存在瑕疵”;同时,“东莞市自然资源局认为闲置时间自2021年4月17日起计算,存在错误”,但是法院认为,这些并“不影响案涉闲置土地的认定”。
2025年5月,负责这一案件二审的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此进行开庭审理。至9月27日12时,二审尚未宣判。
在东莞市自然资源局方面,该局局长吕鹏在2025年9月18日回应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东莞对类似闲置土地予以无偿收回的处罚并非个案,“我们一切都是依法依规而为”。
至于东莞是否曾有如此大金额的土地在全额付款后予以无偿收回,同时对所涉企业再处以巨额罚款的案例,这位局长则没有回答。
经济观察报记者亦查询了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的中国裁判文书网所发布的裁判文书。涉及“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征缴土地闲置费”的行政诉讼案件,广东省在2023年年初至2025年9月25日,只公布了11桩判罚案例,这些案例均未发生在东莞市境内,并且涉及金额亦较小。
其中2025年,广东省只公布了1桩判罚案例,为潮州市自然资源局向一家企业征缴土地闲置费,涉及金额为860.60万元。
侯欣一教授还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在疫情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过一系列涉及疫情因素的司法案件处理的指导意见,或者说是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提到的领域包括合同、金融、破产等民事案件,但遗憾的是,其中没有提到土地和房地产类的案件,也没有提到行政案件。
总是把自己的孩子挂在嘴边,逢人就讲孩子的情况。要么随时随地夸奖自己的孩子,炫耀自己的孩子听话、聪明、学习好等等。
有些父母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父母把孩子当作战利品或者自己人生的替代品,本质上是在贬低孩子的人格和物化孩子,会给孩子注入一种无价值感,慢慢地就失去了自信。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提出过一个“镜中我”效应,该效应认为:“一个人的自我观念是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是其他人对自己看法的反映,他所具有的自我感觉,由别人的思想、别人对于自己的态度所决定。”
尤其是孩子,主体性比较弱,他人的眼光在自我意识的早期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如果你总是向别人炫耀孩子,你对孩子的过高评价,孩子不完美但真实的人之本性得不到承认,从而发展出一种浮夸感,使孩子在无价值感和极度的自我膨胀之间来回摇摆。
它还可能导致孩子无法完整地接纳自己,而是高度倚重自己的某个单一优势(比如外貌、智力或其他天赋),以一种不健康的方式获取自尊。
另一方面,如果你拿孩子开玩笑,或者总是贬低孩子。也会影响孩子对自我的认识,撼动对自我的身份认同。
科技投资人保罗·格雷厄姆发表了一篇深度好文《保持渺小的身份》。格雷厄姆在文章中警告道:“给自己贴的标签越多,就会变得越笨。”
他就可能给自己贴上标签,觉得没有能力做好任何事。贴标签很容易,去标签化则很困难。
所以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都不要总是把孩子挂在嘴边,不要逢人就讲孩子的情况。
作为父母,首先就要认识到,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人,不是附属品,有自尊,有感受。
根据客体化理论,当一个人被主要视为他人满足需要的对象,而非拥有自己权利和感受的个体时,就会发生客体化。
如果父母频繁地将孩子作为谈话的“客体”,可能会无意中削弱孩子的主体性和自我价值感。
你要时时刻刻都想着尊重孩子。尊重就像空气,有的时候没感觉,没有就会窒息。
有研究表明,父母有时会不自觉地贬低孩子,贬低孩子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隐性习惯。
因此,作为父母一定要对自己的隐性习惯保持警觉,避免批评、嘲讽或贬低孩子,别拿孩子开玩笑,更不要公开地说孩子不好。
当他们学习新事物时,给他们时间和空间,哪怕他们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也不要贬损,不要指责,而是要做到对事不对人。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曾经有过这样的表达:即孩子会“欲望着父母的欲望”,却以为这是自己的欲望。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孩子可能从小就被灌输“我们家需要一位医生”的观念。他努力学习医学,并真心认为自己热爱医学,渴望救死扶伤。
但可能在某个中年阶段,他会感到一种深刻的空虚和困惑,发现自己从未问过自己真正想做什么。他的欲望是“父母的欲望”。
如果父母还有意识地给孩子强加自己的意志,等某一天会给孩子、给你自己带来特别大的困扰和烦恼。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角色”中解脱出来,多关注自己的人生,不要拿孩子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样,孩子也能更好地走自己的路。
最后总结一下,不要逢人就讲孩子的情况,真的很傻。那么该怎么做?第一个,尊重边界,不客体化;第二个,不要贴标签,而是要去标签化;第三个,多关注自己。
十多年前,中国的汽车芯片市场几乎被欧美巨头垄断,一辆车中或许有上百颗芯片,但基本没有来自中国公司的。即便在五年前,国产芯片在车企的供应链中,也仍处于“无人问津”的阶段。
现在,中国企业开始在汽车芯片领域崭露头角。以2024年汽车模拟芯片的收入计,纳芯微在中国汽车模拟芯片市场中,位列中国厂商第一名,成为中国模拟芯片的代表性企业之一。这家从传感器信号调理ASIC芯片起步的企业,因较早聚焦汽车电子市场,从而赶上了中国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机遇。
“芯片产业最困难的是从0到1的破局。一旦完成从0到1,中国企业就非常擅长完成从1到100的持续迭代。这与其他产业相同,一旦中国完成从0到1,从1到100就是不可阻挡的。”纳芯微创始人、董事长兼CEO王升杨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说。
2015年,当绝大多数中国芯片公司还集中在白牌消费电子等门槛较低的红海市场竞争时,王升杨做出了一个关键决策,让纳芯微转向门槛更高的工业和汽车电子市场。
这是一个需要耐心的决定。车规级芯片意味着极高的可靠性、安全性和长效性要求,产品生命周期需长达15年以上,认证周期漫长。
2016年,纳芯微推出了首款汽车级芯片,开始了在车规领域的早期耕耘。2018年之后,随着国际贸易摩擦的出现,整个中国产业界意识到了供应链自主可控的重要性。“芯片国产化”从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
王升杨形容,这是行业“从0到1”的破局点,“如果没有外力,很难完成0到1的突破”。纳芯微提前数年的技术积累和产品打磨,使其在窗口打开时,成为了一家有能力“上车”的本土芯片企业。
2021年前后,新能源汽车销量爆发式增长,叠加智能化浪潮,彻底改变了汽车的价值构成。同时,疫情压力下全球芯片供应短缺,让芯片在汽车行业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甚至促使很多车企也开始涉足芯片研发。
新能源汽车最核心的变革在于“三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这是纳芯微切入整车供应链的第一个突破口。高压平台是电动汽车提升续航和充电速度的关键,而高电压带来的隔离安全需求,成了纳芯微的发力点。
纳芯微的隔离产品基于自有专利的AdaptiveOOK信号调制技术,解决了电动汽车高压安全这一核心痛点。到2023年,纳芯微的数字隔离器、隔离采样芯片等产品在国内市场份额已位居前列,在汽车电子领域出货量已达1.64亿颗。
2022年4月,纳芯微闯关IPO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募得发展资金,用于信号链芯片开发及系统应用、研发中心建设及补充流动资金。
上市之后的纳芯微,产品路线图也快速向整车扩展,覆盖了车身/整车(域)控制器、智能座舱/自动驾驶、汽车照明等。“整车上面用到的模拟芯片种类非常多,我们希望从一个一个细分的场景开始切入,把每个细分场景做深做透。”王升杨说。
2023年,纳芯微推出了国内首颗集成LIN总线物理层和小功率MOS管阵列的单芯片车用小电机驱动SoC——NSUC1610。这颗芯片可用于控制车窗、座椅、主动进气格栅等。
更前沿的布局指向了智能座舱和自动驾驶。2025年,纳芯微发布了基于HSMT公有协议的车规级SerDes芯片组,实现了视频信号在车内的高速、无损传输,这是智能座舱多屏互联和ADAS高清摄像头的关键部件。
“我们理解的‘芯片赋能汽车’,是更多地想强调芯片在未来的汽车应用创新中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王升杨说。
2023年后,持续数年的“缺芯”潮水骤然退去,市场从“供给为王”切换回残酷的存量竞争。一些海外芯片巨头改变策略,以威胁性的价格,给尚处于萌芽期的中国芯片带来很大的冲击。到了2025年,王升杨发现,芯片市场的竞争趋于缓和,中国芯片迎来了和海外芯片正面较量的阶段。
竞争最前沿的战场,往往是技术迭代最快的地方。在新能源汽车的三电系统,尤其是主驱逆变器等高压核心领域,纳芯微的隔离类芯片与国际巨头短兵相接。这里的竞争不再是简单的价格比拼,而是性能、可靠性和功能安全的全面对标。
凭借多项国内国际领先技术,纳芯微的数字隔离器、隔离驱动等产品打入了头部车企的供应链,在国产新能源汽车中占据了接近一半的市场份额。
“我们的价格其实现在并不算便宜,因为中国芯片产品逐渐不再仅依赖国外供应商,不再通过低价抢占市场……我们比较有优势的隔离类产品,从大规模交付的实际产品表现来看,质量表现已经可以与国际大厂同台竞技。”王升杨说。
王升杨曾在2023年提出一个目标:在一辆新能源汽车上提供价值超过2000元的纳芯微芯片产品。虽然市场竞争激烈,但汽车芯片用量的快速增加支撑了他的信心。2025年上半年,纳芯微汽车电子业务收入占比34.04%,在汽车电子领域的出货量为3.12亿颗。截止2025年上半年,纳芯微汽车芯片累计出货量已突破9.8亿颗。
对于纳芯微这样的中国芯片公司而言,与国际巨头的较量,不仅局限于技术产品,更是体系与体系的较量。
王升杨分享了一个与博世合作的经历,让他备受启发的是博世思考问题的方式。博世曾向王升杨提出:汽车产品与电子消费产品不同,纳芯微为何不让汽车业务独立发展,以确保汽车产品的流程和标准不被其他业务干扰和稀释?
对此,王升杨认为,汽车芯片与工业芯片在技术上有共性,共享团队能实现协同效应。但同时,博世的提问也让他意识到,中国公司需要通过更严格的流程和标准,确保汽车芯片的开发质量,并在内部推动不断完善汽车芯片的研发体系。
根据FrostSullivan的统计数据,2024年汽车模拟芯片CR10(行业中市场份额排名前10的企业所占比例总和)占比86.1%,其中海外厂商占比达84.3%,国产芯片渗透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过往国产芯片公司大部分做的是原位替代(me-too)的产品。这样的产品在过去缺芯的时候,可以快速上量。但今天市场回到了充分竞争的状态,如果我们还是只满足于此,我觉得国产公司永远没有办法真正去跟国外的巨头竞争。”王升杨说。
如何摆脱这种困境?王升杨觉得可以“围绕应用创新”,他的信心来自于,纳芯微离中国蓬勃发展的大市场最近,离充满着创新活力的客户更近。
纳芯微发布的国内首颗车用小电机驱动SoC芯片NSUC1610,以及基于公有协议的HSMTSerDes芯片组,正是这种思路的产物。它们并非简单的替代品,而是针对中国车企在智能化、集成化上的特定需求进行的创新性设计。
王升杨认为,模拟芯片公司比拼的不是一两个“爆品”,而是平台化能力和组织能力。创始人需要从日常决策中抽身,将精力投入到构建能让企业不断产生优秀产品的系统上。
2024年,某新造车企业工厂的纯电MPV项目负责人因用户体验反馈,需要在车型量产前的最后一刻修改第二排座椅的按键位置,这给生产线以及供应商带来了巨大压力。
“改到最后一刻”的案例,反映了智能电动汽车时代的供应链关系已发生深刻变革。汽车产业传统的链式结构——主机厂下达需求,Tier1(一级供应商)执行,Tier2、Tier3……(二级、三级供应商……)隐身幕后——正在被一种高效、扁平、网状协同的新模式所取代。
作为Tier2,纳芯微必须学会在新的节奏下,与车企深度绑定,与它们以及其他供应商共同定义汽车产品。过去,主机厂的视野停留在“车身、底盘、座椅”的物理分块上。芯片深埋在电子控制单元(ECU)中,是Tier1“黑盒”里的一个元件,主机厂无需关心,也无力关心。
然而,当汽车成为“轮子上的超级计算机”,软硬件一体设计成为必然。电子电气架构从分布式向域控制、中央计算演进,主机厂为了掌握定义产品和用户体验的主动权,必须将触角直接伸向最底层的芯片。
“主机厂需要进行一体化电子电气架构的设计,就不可能不关心芯片。”王升杨说。这种变化对纳芯微意味着,他们的客户不再仅仅是传统的Tier1,更包括了众多主机厂。
为此,纳芯微组建了专门服务主机厂的销售团队。当一个新车型尚在规划阶段时,纳芯微的团队就会介入,与主机厂的技术团队进行前期沟通。甚至在Tier1供应商定点时,主机厂会要求拉通纳芯微一起交流,芯片选型最终需要主机厂的审批。许多主机厂会建立一份“选型清单”,Tier1只能从清单中挑选芯片。
在王升杨看来,协同的另一个层面,是应对智能电动汽车市场极高的不确定性。车企新车型的市场反应往往难以预测,需要经过市场的检验,这本身就是一大挑战。而一旦车型成为爆款,供应链则会面临紧迫的催单压力。
芯片的产能建设周期很长,从晶圆生产到封装测试至少要四五个月,如何应对突然而来的需求?王升杨表示,纳芯微努力与主机厂、Tier1建立极度紧密的沟通机制,尽可能拉通信息,减少“牛鞭效应”。公司的销售团队会以车型为维度管理项目,跟踪从设计导入到量产的全程,确保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能灵活响应。
“你经营的客户对象变得更多了,”王升杨说,“现在需要三方共同努力——芯片商、Tier1和主机厂。”纳芯微需要具备更强的跨层级协同能力,公司内部的销售、应用、研发团队也必须高效联动。
王升杨清晰地感知到,行业进入了新的阶段:“最初所有人都发展得非常好,都处于野蛮生长阶段,现在开始进入到分化期。”他认为,当烈火烹油般的繁荣消退,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会浮现,它们可以凭借核心能力完成产业整合。
这番判断,很快便化作了行动。2024年10月,纳芯微完成对另一家芯片公司麦歌恩的收购。这起并购,成为中国芯片行业从粗放生长走向集约整合的一个缩影。
并购麦歌恩,并非一次冲动的扩张。王升杨很早就熟悉这家公司:“他们在磁传感器领域做得很好,比我们进入磁传感器领域早。”
这笔交易的核心逻辑是技术协同与市场互补。纳芯微由传感器信号调理ASIC起家,而麦歌恩拥有从霍尔(Hall)、各向异性磁电阻(AMR)到隧道磁电阻(TMR)的全面磁传感技术。根据FrostSullivan报告,并购麦歌恩后,纳芯微在中国磁传感器公司中排名第一。
在并购过程中,王升杨曾面临一个关键选择:是让麦歌恩独立经营并设置对赌协议,还是对两家公司进行全面整合?最终,他选择了更具考验但前景更广阔的道路,让两家企业全面整合。
对于纳芯微与麦歌恩的全面整合,王升杨表示,“从业务协同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全面整合才能够线。”这一选择背后是他的经营理念:企业的目标应是消除不确定性,而非依赖戏剧性的对赌协议。
交易完成后不到一年时间,麦歌恩在人员、业务、流程乃至IT系统上已全面融入纳芯微。王升杨表示,收购后的业务和人员整合推进顺利。平稳过渡的结局,得益于纳芯微在前期制定的详尽计划和预案,以及其自身相对成熟的管理体系。
这种风格,与王升杨对企业经营的认知一脉相承。“企业的经营目标一定是可以预测的增长……企业经营需要通过各种管理动作消除不确定性。”他说。
王升杨将当前的行业洗牌视为行业走向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他认为,只有通过这个阶段,才能让优秀的企业在市场中脱颖而出,构建核心能力,完成产业整合,才能迎来下一个持续的成长阶段。
并购麦歌恩,只是纳芯微应对洗牌阶段的其中一步。2025年4月,纳芯微在港交所递交招股书,拟在香港主板上市。
“我们不清楚这场激烈的竞争会持续多久,可能会多储备一些资金,我认为这没有坏处。”王升杨说。
除了储备更多资金,纳芯微去港股上市也是为了加快国际化发展。财报显示,2024年,纳芯微的海外营收占比约15%。
王升杨说:“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一直在努力发展海外团队。尤其在欧洲、日本和韩国等区域,客户端进展良好……我们需要有一些境外的融资渠道,这样有助于在海外市场的经营。”
日前,国家医保局发布第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文件。此次药品集采涉及55种药品,包括抗感染、抗肿瘤、抗过敏、糖尿病用药、心血管用药等。尽管这是一次常态化的集采,但市场对其关注度超过以往。各方最大的关切或许是,新的竞标规则将对集采结果产生怎样的影响?
今年6月13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加强药品和耗材集采政策评估,总结经验、补齐短板,推动集采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开展。此后,国家医保局按照“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反内卷”的原则,研究优化了具体的采购规则。现实地看,这是对此前市场和医患关切的积极回应,也是采购规则的进一步完善。
据国家医保局介绍,在中选规则方面,优化了价差计算的 “锚点”,不再以简单的最低价作为锚点,同时报价最低企业要公开说明报价的合理性,并承诺不低于成本报价。
我们以为,新规则的指向非常明确,就是避免制药企业陷入内卷式恶性竞争。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患者希望得到更友好的价格,这也符合医保控费的要求。一味追求低价甚至低于成本竞价,很可能适得其反,既不利于患者也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如果说,价格一端的调整有“减压”的意思,在质量一端则体现了持续的高压态势——这也是医生和患者最关切的问题。新规则要求,投标药品的生产线两年内不存在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情形,药监部门对集采中选企业检查和产品抽检两个“全覆盖”。
我们注意到,新规则增加了针对市场主流品牌的“复活”机制,允许在第一轮落选的市场主流品牌,以该轮最高拟中选价格获得中选资格。“复活”机制体现了对优质品牌市场价值的认可,也为其提供了一定的保护空间——这是一张企业过往研发投入与市场声誉织就的 “安全网”,有助于在控费与优质之间实现更合理的平衡。
与此同时,报量规则也由过去按药品通用名统计,改为允许医疗机构按具体厂牌报量。这一调整向临床医生传递出明确信号:医保政策会充分尊重并考量其在诊疗过程中的药品选择权。保障患者用药可及性与医生处方自主权,这是“稳临床”的应有之义。
新规则将对药品集采带来怎样的影响,药品企业会因此做出怎样的调整,整个行业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要看这一轮药品集采的结果,也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可以预期的是,集采仍然会推动医药产业加速洗牌。那些同质化生产严重的品种,仍会有不少企业被淘汰出局。这也提醒企业,一味卷价格没有出路,要在行业中站得稳、走得远,更要卷质量、卷创新。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有关部门也需要关注各利益相关方的反馈信息,及时客观评估新规则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持续补短板、强监管,如此,集采政策才能始终保持生命力与有效性,也才能真正用好集采这根“指挥棒”,让患者用上价格合理的放心药,让企业回归良性竞争,坚持长期主义。事实上,从2018年药品集中采购启动至今,每一批次药品带量采购都会伴随规则的不断优化和完善。这也是一个政策制定部门、制药企业、医生和患者持续互动的过程。
9月26日,“国产GPU”第一股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摩尔线程”)首发申请成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下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会议审议。
从6月30日科创板首发申请获上交所受理,到9月5日披露了首轮审核问询函回复、9月18日更新了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回复,再到9月19日公告上会日,摩尔线程作为未盈利企业,不到3个月即行至IPO(首次公开发行)冲关“临门一脚”,可谓跑出“火箭速度”。
这让周挺感到久违的振奋。作为一家科技类公司的CEO,周挺正全力推进公司的IPO进程。他所在的公司在过去三年净利润持续为负,但在2025年上半年已出现减亏迹象。两年前,该公司曾启动上市筹备工作,却逢“8·27”新政(2023年8月27日,证监会明确“根据近期市场情况,阶段性收紧IPO节奏,促进投融资两端的动态平衡”)出台,IPO计划被迫搁置。
科创板自2019年设立以来,其第五套上市标准一直被视为未盈利硬科技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的重要通道。有着十多年从业经历的投行人士李波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8·27新政”发布之后,未盈利企业上市陷入停滞。
2025年6月,转机出现。6月18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将加力推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1+6”政策措施。“1”是指在科创板设置科创板科创成长层,并重启未盈利企业适用于科创板第五套标准上市;“6”即在科创板创新推出6项改革措施。
政策松绑效应迅速显现。6月份以来,有7家未盈利企业的IPO申请获得受理,未盈利企业IPO进程提速。
9月22日,吴清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已经有3家未盈利科创企业在重启科创板第五套标准以后完成注册,同时创业板的第三套标准也迎来了首单受理。
周挺看到了“圆梦”的可能。多年来,他始终以创业者的心态全心投入,将公司推向资本市场一直是他的目标。摩尔线程的提速上会,更加提振了周挺和团队的信心。
在李波看来,当前A股IPO政策正显著转向:从2023年下半年至2024年上半年的全面收紧,逐步过渡至有重点、有条件地对未盈利硬科技企业开放市场准入。“这一转变表明,中国资本市场正通过制度性创新,重新为符合国家战略方向的优质未盈利科技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对企业和一二级市场投资者均具有重要影响。”李波称。
此前科创板虽允许未盈利企业上市,但在“8·27新政”后,未盈利企业上市的脚步基本停滞。
2024年6月,《关于深化科创板改革 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八条措施》(下称“科创板八条”)的发布打破了这一僵局,明确对未盈利科技企业上市“不再设负面清单,综合考量技术、前景与认可度”,未盈利科技企业上市的窗口再次开启。
2024年11月,北交所的北京天广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广实”)与科创板的西安奕斯伟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西安奕材”)分别获得受理;2025年3月28日,科创板的北京昂瑞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昂瑞微”)成为该年度首个获受理的未盈利企业。
2025年6月以来,已有7家未盈利企业的IPO申请获得受理,未盈利企业IPO获受理的速度显著提升。这7家企业分别是上海超硅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上海超硅”)、上海兆芯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兆芯集成”)、视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大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大普微”)和摩尔线程、沐曦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沐曦集成电路”)、珠海泰诺麦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与此同时,未盈利企业获得IPO注册批文也在提速。6月18日科创板“1+6”政策出台以来,已经有3家未盈利科创企业获得IPO注册批文。这3家企业分别是武汉禾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禾元生物”)、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必贝特”)和西安奕材。
此前排队两年多的禾元生物于2025年7月1日过会,成为科创板“1+6”新政后首家申请采用第五套标准上市的企业。该公司的IPO申请于7月4日提交注册后,于7月18日注册生效。
必贝特也采用科创板第五套标准上市。该公司的IPO申请在2023年6月1日提交注册之后,两年多来一直未有进展,直到今年8月7日获得注册生效。
在这3家企业中,西安奕材备受市场瞩目。该公司在今年8月29日获得注册批文。西安奕材是2024年6月《关于深化科创板改革 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八条措施》(下称“科创板八条”)发布后,上交所受理的首家未盈利企业,选择按科创板第四套标准上市,体现出资本市场对硬科技企业的包容性迈入新阶段。该公司的IPO申请于2024年11月29日获得受理,2025年8月14日过会,并于8月18日提交注册,用了不到9个月的时间,审核节奏明显加快。
鹏盛会计师事务所认为,西安奕材的过会,正是政策落地的标杆。上交所审核聚焦“技术硬核度、市场空间、发展路径”,而非单纯看盈利,标志A股估值逻辑从“短期盈利导向”转向“长期价值导向”。
6月18日,吴清表示将在创业板正式启用第三套标准(预计市值不低于50亿元,且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3亿元),支持优质未盈利创新企业上市。
6月27日,创业板迎来了首单获得受理的未盈利企业——大普微。其已于7月6日进入审核问询环节。
2025年7月22日,科创板迎来开市6周年。Wind数据显示,6年来,已经有54家未盈利企业上市,其中22家公司上市后实现了盈利。今年6月,证监会宣布重启未盈利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标准上市,并在科创板设置科创成长层。目前,已有32家未盈利企业被正式纳入科创成长层。
中金公司认为,从新“国九条”强化上市公司分红机制,到注册制改革深化允许未盈利的科技企业上市,政策层面持续不断通过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引导市场长期健康发展。
李波明显感受到,这轮未盈利科技企业上市的窗口再次开启后,政策导向更加明确:重点支持芯片半导体、机器人等硬科技领域。“与2019年那波相比,监管的导向更有针对性,审核重点也从财务数据转向了核心技术、市场空间等更具前瞻性的指标。”李波称。
在上述获得IPO注册批文的3家未盈利科创企业中,禾元生物与必贝特均属于创新驱动型生物医药企业,专注前沿药物研发;西安奕材则是国内领先的12英寸电子级硅片供应商,属于半导体材料领域的核心硬科技代表。
此外,在全球协作机器人产业加速崛起的赛道上,国内领军企业节卡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节卡股份”)正在排队上市,有望冲击A股“协作机器人第一股”。尽管上交所取消了原定于8月8日召开的节卡股份IPO审议会议,但是经济观察报了解到,节卡股份仍然在保持与监管的沟通,尽快推进上市的进程,其仍在期待积极进展。
回想起2019年一家与创新药相关的未盈利企业闯关科创板,2022年该企业主动选择了撤回IPO申请,李波至今感到非常遗憾。
李波回忆,2019年3月,其所在的团队正式进场着手该企业的IPO筹备工作。那时只要企业符合科创属性要求,信息披露充分,过会率高达90%。市场上弥漫着乐观的情绪,不少类似企业都摩拳擦掌,准备搭乘这班资本快车。
这家药企刚刚完成了一轮由保荐券商跟投的融资,金额达数千万元。企业创始人信心满满——新药已经进入三期临床,如果顺利获批,市场前景不可估量。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准备,2020年5月,李波协助该药企正式递交了IPO申请,当时恰逢科创板推出一周年。选择第五套标准,意味着企业暂时不需要实现盈利,但要充分展示技术的先进性和市场潜力。
然而,环境悄然生变。2021年初,监管出台股东核查新规,要求对IPO企业股东进行穿透式核查,随后监管又提出了银行流水核查的要求。IPO审核开始逐渐收紧。
2022年底,该药企在与交易所多次沟通后,最终选择了主动撤回上市申请。这并非个例——当时很多企业都是在“被否”与“主动撤回”之间选择了后者。
作为亲历者,李波体会到,对于创新企业而言,把握上市窗口期至关重要。因为在政策执行层面,科创类项目在审核节奏、再融资支持等方面享有更高优先级,反映出国家战略对资本市场的引导作用。因此,他的工作重点更倾向于支持符合国家战略的科技型企业。
9月22日,吴清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指出,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跑出“加速度”,资本市场含“科”量进一步提升。近年来,新上市企业中九成以上都是科技企业或者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企业。目前A股科技板块市值占比超过1/4,已明显高于银行、非银金融、房地产行业市值合计占比。市值前50名公司中科技企业从“十三五”末的18家提升至当前的24家。
经济观察报注意到,目前科创板还有多家企业的上市申请在排队审核中,包括沐曦集成电路、兆芯集成、上海超硅、昂瑞微等未盈利企业。
鹏盛会计师事务所表示,目前,科创板排队企业中仍有10余家未盈利企业,涵盖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西安奕材的过会,其意义远超单个企业的IPO成功,而是为A股未盈利硬科技企业提供了可复制的“闯关路径”,也推动资本市场估值体系向“技术驱动”转型;证明了“科创板八条”并非“纸上谈兵”,而是真正为具备核心技术的企业降低了上市门槛。
市场预计,这些排队企业的审核进程将加快,更多未盈利硬科技企业将借助资本市场获得发展资金,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2025年以来,监管已经多次提及助力为未盈利硬科技企业打开资本市场的大门。
9月1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王泊公开表示,对上交所以及科创板而言,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提升支持科技创新的能级,充分发挥交易所资本市场枢纽功能,是科创板的重要使命。
回顾科创板过往实践,王泊表示,6年来,科创板持续通过IPO与再融资为企业注入资本活水,这些资金成为滋养硬科技生根发芽的“阳光雨露”,是支撑企业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的“助推器”。具体来看,包括以包容性改革破壁垒,坚持为未盈利硬科技企业打开“资本入口”。
从长期影响来看,李波判断,对科技研发型企业,重启未盈利企业上市通道,有利于处于研发投入期的硬科技企业在更早阶段获得资本市场支持,不仅帮助个别企业上市,更重要的是提振了整个一级市场对早期科技项目投资的信心和退出预期。
有券商人士认为,资本市场的“科特估”体系有助于推动中国高科技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科学合理地进行估值,为符合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转型方向、国家产业链安全的需求、顶尖科技发展方向的企业赋予更多的价值。
对中介机构而言,李波感到挑战增大,需要提升对前沿科技行业的理解深度和投资价值判断能力,尽职调查的重点需要更多转向行业分析、技术评估和未来前景研判。
从发行人的角度,周挺建议,企业最需要的是清晰、稳定、可预期的上市政策环境,而非随着市场热点摇摆的“窗口期”。政策的连续性是提振一级市场信心、支持科技企业长期发展的关键。
经济观察网9月26日,教育部网站发布了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对推进县域普通高中教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系统设计和全面部署。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介绍,《行动计划》提出了总体目标:到2030年,适应学龄人口持续增长的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机制进一步完善,县中布局更加合理,为初中毕业生就读普通高中提供充足学位;教师能力素质和学历水平进一步提高,教师配备满足教育教学需要;更好适应人工智能对育人方式变革的影响,注重立德树人、全面发展的质量评价体系基本建立,“唯分数、唯升学”的应试教育倾向得到有效扭转;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基础教育协调发展机制更加完善,市域内普通高中发展差距明显缩小,优质特色多样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有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二要提质量,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推进“五育”融合发展,深化课程教学改革,健全师资队伍建设机制。
三要强保障,健全经费投入机制,加大省、市两级对教育基础薄弱地区县中的投入支持力度,优化教师工资待遇保障,按标准足额拨付生均公用经费。
四要优生态,树立科学教育理念,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严格规范县中办学行为,深化评价改革,整治违规跨区域掐尖招生,禁止抢挖县中优秀校长和教师。
一是教育资源扩容行动,建立学龄人口和学位需求预测预警机制,推动现有普通高中挖潜扩容,新建一批普通高中。
二是办学条件改善行动,完善国家普通高中学校建设标准,有序推进县中标准化建设,重点补齐教室、实验室、图书馆、运动场地、学生宿舍等基础设施短板。
三是课程教学提质行动,严格依据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开展教学,强化学校选修课程建设,深化教学改革,完善选课走班,加强研究性学习和跨学科教学,关注学生学习过程,建立省市教研员联系县中机制。
四是教师队伍提升行动,及时补充县中紧缺薄弱学科教师,鼓励城区高中优秀教师到县中支教,“优师计划”等项目向县中倾斜,培养一批县域普通高中领军教育教学人才,在职称评聘、待遇保障方面给予县中教师更大支持,选优配强县中书记、校长。
五是教育数字化赋能行动,支持县中建设智慧教室,用好国家、省级智慧教育平台资源和功能,鼓励城市高中向县中开放优质数字教育资源,提升县中教师数字素养。
六是办学体制机制改革深化行动,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加大市级在资源配置、经费投入、教育评价、规范办学等方面的统筹力度,开展综合高中建设试点,探索登记入学、均衡派位、划片招生等多元化录取改革,着力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倾向。
七是办学规范化行动,以省为单位明确高中学生在校作息时间、寒暑假时间,不得利用周末、寒暑假、法定节假日集中上课补课或组织测评,严禁省属、省会城市高中违规面向县域掐尖招生。
八是对口帮扶行动,实施新一轮教育部部属高校县中托管帮扶项目,深化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将县中托管帮扶纳入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整体规划,高校招生专项计划向教育基础薄弱地区倾斜。
《行动计划》强调,要建立省级统筹、市级主抓、县级落实的工作推进机制,教育、发展改革、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等相关部门要落实好各自职责任务,形成工作合力。要强化对县中振兴行动计划实施情况的教育督导,将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高中阶段教育普及、学校标准化建设、课程实施、教师配备、生均公用经费保障、规范办学等情况作为评价重点。
9月25日,定位‘磁悬浮豪华电七座SUV’的捷途X70L在贵阳上市,新车以9.99万元起的超级置换抢购价发售,并同步推出五大购车权益。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捷途国内营销中心总经理张纯伟表示,燃油车仍是市场主流选择,超7成的燃油车用户在增换购时,依然会选择燃油车。同时,燃油车依然是车企最主要的盈利来源,捷途X70L希望通过越级产品力和更低的价格,抢占更多的燃油车市场份额。
此次上市的捷途X70L推出5款配置车型,覆盖1.5TGDI与2.0TGDI两种动力版本,以进一步拉低了大七座SUV的购车门槛。同步释放的权益包含5年免费流量、整车终身质保、7000元贷款贴息、16000元置换现金优惠及5年10次基础保养,从用车全周期降低消费者成本。
产品层面,捷途X70L以“五大越级”构建核心竞争力。设计上,前路虎揽胜设计负责人安德鲁操刀,新车外观与路虎揽胜高度相似,营造豪车视觉质感;动力端,鲲鹏2.0TD发动机匹配自研8AT变速箱,叠加云台底盘与CDC电磁悬挂,实现“起步不抬头、刹车不点头”的驾乘体验。
空间上,2820mm轴距支撑超级大五座与全家大七座两种布局,二排双一米空间适配多场景需求;配置方面,15.6英寸向日葵屏、骁龙8155芯片与奇瑞伯牙之音音响系统打造沉浸式座舱,32种座椅组合满足多元使用场景;安全上,86% 高强度钢车身、母婴级健康座舱,再配合同级唯一的整车终身质保政策,进一步强化了产品的用户信任度。
捷途X70L也是捷途“旅行+”战略深化的关键落子。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捷途品牌事业部总经理代立宏强调,依托奇瑞全球研发体系,捷途将持续深化“旅行+” 战略,构建覆盖出行、生活与生态的全场景价值体系。目前,捷途已进入91个国家和地区,用户近200万,X70系列即将突破100万辆全球交付。
永乐宫在历史的春秋代序间守护着一方水土。1966年,举世瞩目的永乐宫搬迁工程顺利完成,《朝元图》在新址的墙壁上熠熠闪现,今人将尘封的历史一点点修复、擦亮。黄河巨浪依旧,时代更迭不停,文脉的延续在岁月的传承中生生不息…
《永乐未央》以山西芮城永乐宫为题材,以20世纪50年代永乐宫迁建为叙事主线,在跨越七百余年的时空对话中,串联起“古建、壁画、琉璃、传承”四重美学维度的四个段落。
作品融合现代视觉与传统美学,将文物古建化为肢体诗篇,构建“时空同频”的舞台语汇,以“守岁华,共丹青”的传承主题,彰显三晋大地之上中华文脉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9月26日,上交所官网披露信息显示,素有“国产英伟达”之称的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摩尔线程”)的IPO申请成功通过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会议审议。
从申请到过会,摩尔线程科创板IPO过会仅用时88天。今年6月30日,摩尔线程的科创板IPO申请获受理并披露招股书;9月5日,摩尔线程更新了科创板IPO招股说明书,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披露了对审核问询的正式回复;9月26日,摩尔线程顺利过会。
同时,9月26日是距离证监会6月18日发布《关于在科创板设置科创成长层 增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的意见》后的整整第100天,充分凸显了政策层面对人工智能和新质生产力的高度重视。
当前人工智能与大模型训练推动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GPU作为核心算力引擎,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实现GPU的自主可控,已成为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一环。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预测,2029年全球GPU市场规模将达到3.6万亿元,其中中国GPU市场规模将达1.36万亿元,占比将从2024年的30.8%提升至37.8%。
此外,中国AI芯片市场规模将从2024年的1425.37亿元增长至2029年的1.34万亿元,未来五年年复合增长率超过50%,GPU是其中增长最快的板块之一,呈现出高速成长与国产替代的双重机遇。
随着数字经济向纵深推进,GPU的应用场景已从传统的图形处理领域,加速向AI计算、数字孪生、智能驾驶、元宇宙及具身智能等前沿场景拓展,对GPU产品的通用性、算力性能及生态兼容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这一背景下,坚持全功能GPU技术路线的企业,有望在多元场景中实现更广泛的产业化落地,为产业自主可控提供关键支撑,而摩尔线程无疑是其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之一,被称为“国产英伟达”。
目前,沐曦集成、燧原科技、壁仞科技等GPU初创企业也已踏上IPO征程,随着摩尔线程上市审核通过,这家创立仅5年的国产GPU公司或将率先登陆资本市场。
摩尔线年,主要从事全功能GPU及相关产品的研发、设计和销售,致力于为AI、数字孪生、科学计算等高性能计算领域提供计算加速平台,是国内少数能够提供从FP8到FP64 全计算精度支持的GPU厂商之一,也是国内率先推出支持DirectX12图形加速引擎的国产GPU企业。
公司多元产品布局覆盖从云到端,可以为各行业数智化转型提供全栈计算支持。自2021年至2024年,摩尔线程每年推出一代GPU架构芯片,至今已推出“苏堤”“春晓”“曲院”“平湖”四代芯片。2024年,摩尔线程还推出了智能SoC芯片“长江”。其中,“苏堤”“春晓”主要用于专业图形加速及桌面图形加速产品,“曲院”“平湖”主要用于AI智算产品,“长江”主要用于智能SoC产品。
摩尔线程的产品在部分性能指标上已经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了对部分“卡脖子”领域核心产品的突破——例如,摩尔线显卡的单精度浮点算力性能接近英伟达RTX 3060;基于摩尔线产品构建的千卡GPU智算集群效率超过同等规模国外同代系GPU集群计算效率。
此外,摩尔线程也是目前国内唯一实现量产的全功能GPU厂商,产品在不同应用场景的适配性、兼容性等方面亦具有突出优势。迄今为止,摩尔线程的产品已应用于大模型训练推理、数字孪生、消费电子、数字办公、云计算等领域,服务云计算数据中心、智算中心建设、能源、制造等多个关键行业。
从业绩来看,摩尔线亿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营收规模已超2022年至2024年营收之和——2022年至2024年,摩尔线%,三年累计营收约6.08亿元。
在IPO申请之前,摩尔线程已获得红杉资本、小马智行、国盛资本、纪源资本、腾讯、联想、海松资本、策源电子基金、洪泰基金、五源资本、策源资本和谐健康、厚雪资本等数十家知名投资机构的青睐,融资金额超百亿元。
按照摩尔线程最后一轮融资情况,以52.25亿元对应7002.8217 万股股份计算,摩尔线亿元。在胡润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25全球独角兽榜》中,摩尔线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入股公司的门槛已经显著提升。在摩尔线程的最后一轮股权变动中,摩尔线程未增发新股,不少机构只能高价向原有股东收购老股。据摩尔线月,厚雪资本、深创投、青岛图灵、久奕投资、温州科信等机构的入股价格已经到了新的高度。
在股权结构上,摩尔线%以上的股东,不存在控股股东;创始人张建中直接持股11.06%,同时通过一致行动人协议和员工持股平台,合计控制摩尔线%的股份,为实际控制人。
此次IPO,摩尔线亿元,用于新一代AI训推一体芯片、图形芯片、智能SOC芯片等项目。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这句沉甸甸的话,道出了多少家庭难以言表的压力与无奈。
克拉玛依市市民程女士的母亲在一场重病后生活不能自理,被评估为重度失能。程女士兄妹轮流对母亲进行24小时不间断照料,并承担着医药护理方面的经济压力,一家人身心疲惫。
然而不幸中的万幸,程女士一家率先成为了长护险(全称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受益者。
2025年4月1日,克拉玛依市在原有长护险护理补贴的基础上,推出了长护险居家上门护理服务。
一直以来,长护险被看作社保“第六险”。其与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五项社会保险制度相似,也是通过互助共济方式筹集资金,为长期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服务。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正迎来一件大事:在历经9年试点探索后,长护险正从“地方试验”迈向“全国建制”。自8月全国医疗保障工作年中座谈会发出“全面实施”的明确信号后,贵州等地密集征求意见;天津、辽宁发布长护险经办机构相关细则;贵州更列出了2025年底全覆盖或分步推进的清晰时间表……这项关乎中国家庭养老福祉的制度变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各地落地生根。
2025年9月25日,国家医疗保障局(下称“国家医保局”)印发了《国家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试行)》的通知,明确了长护险支付范围,并制定了详细的服务目录。这也意味着,长护险制度的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
随着顶层设计文件的落地,一个由个人、单位、医保基金、地方政府财政共同分担,旨在让失能者“老有所护”、为更多陷入照护困境的家庭带来喘息和希望的全民性保障网络正在织就。
“前段时间中央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阿克苏已经做完了前期准备工作,例如对常驻人员进行了摸底调研,对常驻机构进行了摸排,估计明年会正式启动。”9月24日,阿克苏地区医保局副局长龙德洪向经济观察报记者介绍了阿克苏地区长护险推进的最新情况。
人保财险新疆分公司负责人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近期,该公司管理层和医保局相关人员一起多次到长护险试点城市进行调研。
2025年8月15日,全国医疗保障工作年中座谈会中提到全面实施长护险。随后,国家医保局在成都举办了“全国加快建设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培训班”,医保局相关司局按职责分工将长护险制度政策进行解读。
经济观察报记者了解到,7月底,《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厅字〔2025〕19号,下称《意见》)正式下发,拉开了长护险统一制度建设的帷幕。
9月份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医保局先是召开了加快长护险工作推进会,并于9月19日正式启动了长期照护师培训及认定工作。
宁夏回族自治区医保局在给自治区政协一份提案办理意见的函中提到,目前,在充分征求和采纳多轮各厅局反馈意见的基础上,根据《意见》以及近期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即将印发的《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组织人员对已基本明确的参保筹资标准、待遇支付比例等政策参数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
贵州省医保局则在制度建设上先行一步。8月27日,贵州省医保局开始就《关于加快建立贵州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在此之前,贵州省医保还发布了《贵州省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务机构定点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此外,天津、辽宁等地也在近期正式发布了服务机构、经办机构的相关管理细则。一些地区更是明确了长护险制度落地的时间表。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医保局就曾在工作推进会中提及,确保2026年实现长护险自治区级统筹管理,为失能群体提供坚实保障。
贵州省则提出了更加细致的推进计划:分地区、分人群稳步推进改革,2025年12月底前不少于2个统筹地区、2026年12月底前全省所有统筹地区以就业人群为重点建立长护险制度;条件成熟的,适时将未就业人群纳入制度覆盖范围。
一旦家中有人因年老、疾病、伤残等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就如同无形枷锁,给家庭和亲人带来无尽的身心压力。
2022年3月,程女士的母亲因为突发脑梗死导致机体功能障碍。昔日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的老人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常年卧床,被评估为重度失能。
程女士和兄妹均为上班族。每天下班后,程女士要第一时间赶回家给母亲翻身、喂饭、处理大小便,晚上和兄妹轮流守夜。连续几年的身体劳累加上精神上的紧张,给她和家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此前,程女士曾为母亲缴纳过长护险保费已满两年。自2023年5月起,程女士的母亲开始享受长护险待遇,选择居家护理,每月可享受1080.75元的护理补贴。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压力。
2025年4月,克拉玛依市长护险制度实施新细则,在此前试点基础上增加了开展长护险居家上门护理服务。
在克拉玛依长护险经办公司人保财险克拉玛依市分公司长护险经办团队到社区的宣讲中,程女士得知母亲的情况也可以选择服务机构上门护理服务,便为母亲增加了这项服务。
从头面部清洁、口腔护理,到身体按摩、指导老人进行简单的肢体活动,专业的上门护理服务使程女士母亲的身体出现了很大的改善,还有效预防了压疮。程女士和兄妹几人的照护压力也有所缓解。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至15.6%,预计在2032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
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教授朱俊生介绍,2023年我国失能人口达到4654万人,人均经济成本为29029元,总成本为13511亿元,占GDP的1.07%。家庭照料时间成本达到23861元,占失能照护总成本的82.2%。
长护险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战略部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先后于2016年和2020年印发《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就长护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目标任务、基本政策、管理服务、配套措施、组织实施予以指导说明。2016年在全国15个城市正式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2020年,全国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城市增加至49个。至今已有超过1.8亿人参保,累计超过200万失能人员享受到了相关待遇。
同样面临老人照护责任的梁女士则没有程女士那般幸运。梁女士的母亲患有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行动不便加认知功能减退给家人带来了照护方面的困难。在请阿姨配合对母亲贴身照护两年后,梁女士选择了一家医养结合的服务机构,让母亲得到更加专业的照护。但需要支付更多的费用,给月薪不足1万元的她带来了不小的经济压力。
在长护险试点城市之外,越来越多的人像梁女士一样希望长护险制度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以减轻家庭的照护负担。
从2016年试点开始,到2020年试点范围扩大,长护险的发展已经经过了近十年的时间。而全国推广进程缓慢,与筹资难、标准不统一等原因有关。
当前的试点城市主要采用医保基金划拨、个人缴费(医保账户代扣)、财政补贴的三方筹资机制,个人和单位缴费所占份额较低,医保基金划拨和财政补贴占大头。随着医保基金收支压力的增加和基金结存的减少,个人和单位在医保制度外筹资成为趋势。
以在9月8日被国家医保局选定为国家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转型示范城市的湖北荆门为例。荆门采取了“三家抬”筹资机制,按照上年度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0.4%确定筹资标准,实行个人缴费、医保补助、财政补贴相结合,个人缴费36元/人,政府补贴54元/人。
在朱俊生看来,如何在个人缴费、单位缴费、政府财政补贴之间取得平衡,是长护险可持续的关键。
随着《意见》的出台,长护险制度推进过程中,最难的“如何筹资”问题将日渐明确。
与其他社会保险项目相似的是,长护险参保人在缴纳保险费并达到相应条件,便可申请相应的保障待遇;与其他社会保险项目最大的不同是,长护险的筹资标准不高,但要解决失能人员“无限期”的护理保障问题。在费率上,长护险的费率有望低于其他五项社会保险项目的费率。
经济观察报了解到,在未来的制度推进中,筹资渠道仍然保持多元化,进行单位、个人、政府、社会等多元筹资。在缴费比例上,长护险费率将统一控制在0.3%左右。
在具体筹资分担上,单位职工费率由用人单位和个人按同比例分担,用人单位缴费基数为职工工资总额,个人缴费基数为本人工资收入,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值得注意的是,退休人员也需要缴纳长护险费用,退休人员费率与单位职工个人费率相同,缴费基数与养老金水平挂钩。缴费时,个人缴费,原用人单位不缴费。
一名长护险经办机构负责人表示:“从试点情况看,大多数地区长护险的筹资标准在每年100元至200元之间,缴费标准有的是按收入水平的一定比例缴纳,也有的按固定金额缴纳,筹资标准高的,待遇水平也高,筹资水平低的,待遇水平也会低一些。按0.3%费率来计算,不少试点城市的个人缴费部分可能会小幅上涨。”
以程女士所在的克拉玛依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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